文/杨晓能

1870年筹建的波士顿艺术博物馆（MuseumofFineArts,Boston），在1876年美国百年国庆日开馆，于1909年搬迁到现今的麻省波士顿市亨廷顿大街（HuntingtonAvenue）馆址，此后历经几次扩建，其主楼西侧建筑由贝聿铭（,1917—2019）设计，于1981年完成（图1）。经过150年的积累，该馆有近五十万件藏品，分别由非洲与大洋洲艺术、美洲艺术、古埃及—努比亚与中东艺术、古希腊与罗马艺术、亚洲艺术、当代艺术、欧洲艺术、珠宝、摄影、版画与素描、织物与时尚艺术、乐器、犹太13个收藏研究部门保管。其中古埃及与努比亚艺术、荷兰画派绘画、法国印象派绘画、18—19世纪美国艺术、亚洲艺术在美国名列前茅。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姐妹单位：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美术学院（SchooloftheMuseumofFineArts,Boston），但其独立运作，并于2016年正式并入塔夫茨大学（TuftsUniversity），现名塔夫茨艺术博物馆美术学院（SchooloftheMuseumofFineArtsatTufts）。

图1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该馆是私立博物馆，依靠基金和募捐为生，但几十年来遭受运营赤字影响。尤其在该馆从英国雇用一位馆长的任职期间（1994—2015），不按学科按地理重组藏品部门的争议、举办赚钱的商业展、展览学术水平下降、内部资深专业人员的被解雇与反戈等风波，引起舆论哗然与批评。〔1〕此人任职前没有管理综合博物馆的经验，办事独断专行，他1999年以裁剪部门为名突然解雇该馆美国装饰艺术与雕塑部以及欧洲装饰艺术部两位资深部长，并羞辱性的让警卫护送两位部长马上离馆。舆论界抨击为“波士顿大屠杀”（TheBostonMassacre）。此人的行为引起董事会内的分歧，但他得以渡过危机，保住位置。虽然他在职20年间募捐不少钱，但当他2015年离任时，仍然留下1亿4千万美元的债务。〔2〕鉴于往事，为了员工的公平待遇和工作保障，该馆包括专业部门的工作人员于2020年投票组建工会（133票赞成、14票反对），成立了美国博物馆界为数不多的工会之一。〔3〕

上述的馆长于1999年将亚洲艺术与大洋洲艺术和非洲艺术合并为一个庞大部门，命名为：亚洲、大洋洲与非洲艺术部，将三大洲的艺术合为一体管理与研究，无逻辑可言，也难以有效运作。此人离开后，新来的馆长于在2018年将该部一分为二，成为亚洲艺术部和非洲与大洋洲艺术部两个独立的藏品部门，亚洲艺术的收藏、保管、展览与研究逐步走向常规，回归到一百年前的亚洲艺术部模式。不过两者英文的使用有差异，现称ArtofAsia，1999年前称AsiaticArt。现称的亚洲是名词，强调地域；旧称是形容词，多少映射殖民主义时代的概念和色彩。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亚洲艺术的收藏经历了逐步扩展地域与文化的进程，从19世纪80年代起步收藏日本艺术，于1890年成立日本艺术部；随之又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并在1903年易名为日本和中国艺术部；到建立印度和南亚艺术收藏，在1917年左右改称亚洲艺术部。

时至今日，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收藏亚洲艺术品115000余件，时间从公元前4000年到当代，地域和文化包括日本、中国、朝鲜、南亚、东南亚、伊斯兰地区。以件数为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拥有美国数量最多的亚洲收藏，藏品由捐赠与收购合力而成。不过从展厅规模讲，该馆不是魁首。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日本藏品约十万件左右，是日本之外最大的日本艺术收藏，其中，有数万件小器物，而且版画达4.5万多张。该馆日本收藏的强项为早期佛教雕塑与绘画、京都画派和狩野派绘画、浮世绘绘画和版画、“能”面具、织物、剑与剑饰等。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是最早系统收藏日本艺术的美国博物馆，起步时得益于几位波士顿地区的藏家，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动物学家爱德华·莫尔斯（EdwardSylvesterMorse，1838—1925）1892年把以陶瓷为主的6000件藏品以7.6万美元低价出售给波士顿艺术博物馆。〔4〕1911年外科医生威尔德（CharlesGoddardWeld，1857—1911），遗赠给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其剑与剑饰收藏，更重要的是他1886年购买的费诺罗萨（，1853—1908）收藏，约千件日本绘画，包括平安时期的佛画、镰仓时期的手卷、桃山和江户时期的屏风画。毕格罗（WilliamSturgisBigelow，1850—1926）1882年至1889年居日，1911年起陆续捐赠约7.5万件藏品〔5〕，门类多样，佛教雕塑、绘画、武器、织物，还有中国漆器和玻璃器等，但以浮世绘为主，其中最罕见的是原藏东大寺的8世纪彩墨施金麻本《法华堂根本曼荼罗图》。他们的捐赠奠定了该馆日本收藏的大局。1876年在费城举办的世博会展出的日本艺术品和工艺品〔6〕助长了美国博物馆与藏家的收藏日本艺术的兴趣与风气。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印度和西亚艺术的发展与出生于斯里兰卡的库马拉斯瓦米（，1877—1947）密切相关，他不仅将自己的南亚收藏售给藏家罗斯（DenmanWaldoRoss，1853—1935），然后赠给博物馆，并于1917年受邀主管该馆印度艺术，1933年从主任改为印度、波斯、伊斯兰艺术研究员，直到1947年去世。

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中国藏品的数量相对是小宗，计有五千三百余件，含书画一千一百多件，但整体品质不一，包括大量清外销瓷、日本制近代明信片等。〔7〕其中较系统的为陶瓷（尤其是唐宋陶瓷、青花瓷、清官窑瓷）、大件佛教与墓葬石刻、唐宋元绘画，诸如1912年罗斯捐赠的北齐石棺床浮雕屏；1923年购自卢芹斋（，1880—1957）的北魏石刻造像碑（529）；1931年洛阳出土，该馆1937年用2万美元从纽约山中商会（YamanakaandCo.,NewYork）购买的北魏宁懋刻画石室（527）；1937年从纽约山中商会购买的元戏曲人物青花梅瓶；1962年购自纽约古玩商凯若（FrankCaro，1904—1980）的北魏石棺床等。其他较突出的有洛阳金村东周王墓出土的，该馆1931年用6000美元从卢芹斋购买的战国青铜弄鸟立人；1915年洛阳八里台出土，1925年卢芹斋捐赠的一套西汉墓画像砖；19世纪后期河北赵州桥一带出土，端方（1861—1911）旧藏，1922年美国藏家（，1847—1927）捐赠的隋代青铜阿弥陀佛整铺像祭坛（593）；1951年用2800美元从纽约古玩商（MathiasKomor，1909—1984）购买的唐金银平脱花鸟青铜镜（8世纪）；1920年用5万美元从纽约山中商会购买的金代彩绘施金木雕观音等。相比之下，在美国收藏中国文物和古代书画的五大重镇中，该馆中国艺术收藏的系统性与多样性不如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大型石刻比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略胜一筹。

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首位负责日本和中国艺术的专业人员，是1890年至1896年期间任职日本艺术部主任的美国人费诺罗萨（，1853—1908）。他1878年受莫尔斯之邀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作为一个业余画家，他开始研究和收藏日本传统艺术，逐渐和日本寺庙建立密切关系，调查寺庙文物并发现寺庙收藏的中国古代卷轴画，认为中日绘画同源。他1882年“美术真说”讲演，激励了“日本画”的形成。几年后他帮助建立东京美术学校（现东京艺术大学）和东京帝国博物馆（现东京国立博物馆），还帮助起草日本的寺庙和其收藏保护法，避免受到明治维新时期废佛毁释（廃仏毀釈）运动的进一步的破坏。如前述，威尔德购买并遗赠了费诺罗萨的日本收藏，成为该馆日本古代绘画的核心。费诺罗萨1894年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举办京都大德寺藏南宋五百罗汉图画展，展出44件画，并出版展览图录，刊载的主要是研究文章，包括他撰写的10页总论以及每件画作详细的文字说明和分析，〔8〕是为美国博物馆中国古代艺术学术展的先驱，也拉开了该馆从日本收藏和日本品味来欣赏中国艺术的序幕。明治维新时期追求现代化，日本寺庙和传统艺术被忽略，经济拮据。费诺罗萨趁机在1895年为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购买了10张京都大德寺藏南宋五百罗汉图画展的展品，均彩墨绢本挂轴（现为挂屏，其中3张还有施金），为该馆首批重要的中国古画收藏。这10张画中，5张由该馆直接购买，另外5张由该馆董事和藏家罗斯购买，1906年捐给该馆。此画展展出后丢失一件展品，后落入费诺罗萨手中，于1902年卖给弗利尔，现藏弗利尔艺术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10张画中只有一张保存题跋，年代为1178年，弗利尔艺术馆的两张画均有宁波惠安院幹僧義紹1178年题跋，注明画家与供养人。〔9〕有题跋的画价格会贵些，但信息更丰富，可见弗利尔质量为上的态度。1895年费诺罗萨婚外恋离婚和立即再婚引起波士顿地方人士怨恨，1896年他被博物馆解职，他的代表作《中国与日本美术分期史》在去世后的1912年出版。〔10〕

莫尔斯、毕格罗、费诺罗萨曾一起在日本游访。毕格罗在日本期间，费诺罗萨的助手冈仓觉三（冈仓天心，1863—1913）协助他的游访和购物。冈仓1887年受命筹建东京美术学校，1889年开校，他翌年作为校长，由于受费诺罗萨推崇传统日本艺术的影响而长期不开设西方美术课程，和当时日本追求西方的思潮背道而驰，加之管理等问题，1898年遭师生罢免辞职，随后与横山大观（1868—1958）等人创立日本美术院。受博物馆董事毕格罗的邀请，冈仓于1904年受聘于波士顿艺术博物馆，1910年任中国与日本艺术部主任，直至去世。他1903年提出“亚洲是一体”（Asiaisone），以喜马拉雅山为界，亚洲产生了中国和印度两个强大的文明。〔11〕冈仓到波士顿适逢馆内设立收藏中国和日本艺术品的特定基金，他任期除了购买并得到罗斯、威尔德和毕格罗日本艺术捐赠，将重点放到中国艺术，尤其道释艺术和古画收藏颇有收获，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又是他外甥的早崎稉吉（1874—1956）是冈仓在华和日本寻货的得力助手，他1906年以1600日元在日本购买了西安宝庆寺七宝台塔十一面观音石刻立像，1913年在中国购买了原藏颐和园的14世纪彩墨纸本《柳荫归牧图》轴（旧传张符）、马远水墨淡彩绢本团扇《柳岸远山图》和《梅间俊语图》，早崎成为该馆在中日买文物的代理人。

冈仓1912年在北京收购了一批古书画，其中3张旧传吴道子的彩墨施金绢本挂轴《三官图：地官》《三官图：天官》《三官图：水官》，根据风格推定南宋（12世纪前期），据说来自宫廷收藏但无款识印章佐证。他还从完颜景贤（1876—1928）处买了近二十张书画，计有元王振鹏水墨淡彩绢本手卷《姨母育佛图》（14世纪早期）；明仇英彩墨绢本挂轴《弹箜篌图》，上有陈道复、文彭、董其昌等题跋；一组团扇斗方册页，包括夏珪水墨淡彩绢本团扇《风雨行舟图》、南宋孝宗墨笔绢本团扇《行楷苏轼诗句》、南宋理宗墨笔彩底绢本团扇《行楷皇甫冉七言绝句》、元班惟志墨笔绢本斗方《草书七绝诗》；还有传为周文矩、董源、范宽、胡瓌、顾德谦、李玮、李唐等人的书画，可惜为后人之作。他同时还买到北宋晚期工笔设色施金绢本手卷《捣练图》，卖家可能也是完颜景贤，画上无绘者款印，但前隔水绫上金章宗（1168—1208）题“天水摹张萱捣练图”，以此推定为宋徽宗摹本，不过多认为是宣和画院画家之作（图2）。冈仓和罗斯建立了友谊，他去世时罗斯捐赠博物馆从巴黎古玩商购买的、1903年洛阳白马寺出土的、冈仓1906年在洛阳看过的高196.5厘米的北魏菩萨坐像作为纪念。

图2[宋]赵佶(传)摹张萱《捣练图》绢本设色37.1×145厘米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冈仓去世后他的两位助手先后成为亚洲部的负责人。他的继任者约翰·罗吉（JohnEllertonLodge，1876—1942）〔12〕，1911年入馆，1917年以2.5万美元从山中商会购买清宫及恭亲王（1833—1898）旧藏南宋陈容《九龙图》（1244年），水墨施朱纸本手卷（图3）。他1920年受雇为佛利尔艺术馆第一任馆长，直至1942年去世，但1931年前还兼顾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亚洲艺术业务。富田幸次郎（KojiroTomita），1907年入馆，1931年至1962年任亚洲艺术部主任，任职期间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馆一度关闭；他加强收藏中国绘画，希望能和该馆的日本绘画相媲美。该馆1933年以1.1万美元从纽约山中商会购得宋徽宗彩墨绢本手卷《五色鹦鹉图》，元文宗（1304—1332）、清宫、恭亲王旧藏（图4）；1947年以1.6万美元从卢芹斋购买端方旧藏沈周墨笔纸本《诗画合璧十六开册》；1948年购入王季迁（,1907—2003）旧藏石涛彩墨纸本《山水十二帧册》（1703）；1951年以1.2万美元从王季迁购得清宫旧藏南宋彩墨绢本《诗经书画卷（小雅六篇）》，传马和之画、宋高宗书（实为其风格）；1952年以4万美元从纽约购买彩墨施金绢本手卷《番骑图》，旧传李赞华（耶律倍，899—937）画，实为宋元时期；1954年购买南宋赵璚彩墨施金挂轴《迦迦諾迦跋蹉尊者图》，原藏日本千叶县法华经寺，为该寺藏《16罗汉图》的第二罗汉；1955年以2500美元从张大千购买清宫旧藏董其昌水墨纸本挂轴《乔木画阴图》；1957年以2.8万美元从洛杉矶古玩商购买北宋赵令穰彩墨绢本手卷《湖庄清夏图》（1100），元宫、董其昌、清宫、黄君璧（1898—1991）旧藏。

图3[宋]陈容九龙图（局部）纸本水墨46.2×958.4厘米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图4[宋]赵佶五色鹦鹉图（局部）绢本设色53.3×125.1厘米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该馆中国书画的收藏得益藏家的捐赠与资助，在哈佛大学讲授设计与艺术理论的博物馆董事罗斯贡献最多。他的捐赠包括1906年和1907年入藏的南宋金处士《十王图：秦广王》《十王图：变成王》《十王图：都市王》《十王图：五道转轮王》，均彩墨施金绢本挂轴（现为挂屏）。1917年入藏的北宋水墨淡彩绢本斗方《人马图》，旧传郝澄，宋徽宗1107年题“郝澄笔”。1928年入藏的南宋彩墨施金绢本《文姬归汉图》残卷《第三拍：原野宿庐》《第五拍：水草卓歇》《第十三拍：惜别返国》《第十八拍：归来故乡》（分别装裱为4册页），南宋马麟彩墨绢本斗方《溪头秋色图》，宋理宗墨笔绢本斗方《行楷七言绝句》和元彩墨绢本挂轴《高峰原妙禅师像》（旧传赵雍）。1929年入藏的南宋苏汉臣彩墨施金绢本团扇《靓妆侍女图》和南宋彩墨绢本斗方《荻岸停舟图》（旧传马远）。1931年入藏的传阎立本彩墨绢本手卷《历代帝王图》（图5），前六位帝王为北宋时期受损原画的摹本，后七位可能唐代所绘；此画流传有绪，藏家可上溯到11世纪，最后两位国内藏家是林寿图（1821—1897）和他的外孙梁鸿志（1882—1946，因汉奸罪被枪决），梁鸿志1931年卖给纽约山中商会，商会同年卖给罗斯。1931年入藏的北宋彩墨绢本手卷《北齐校书图》，完颜景贤和金城（1878—1926，或过目）旧藏。毕格罗捐赠绘画中有南宋彩墨施金绢本《辰星像图》轴，15张南宋陆信忠彩墨施金绢本《十六罗汉图》轴（另一张即第十罗汉是日本画家15世纪之作）以及元水墨绢本《鱼藻图》轴（旧传赖庵）。威尔德-费诺罗萨的捐赠中也有中国绘画，诸如元彩墨施金绢本挂轴《文殊骑狮像》等。其他人的捐赠有1950年入藏的南宋鲁宗贵彩墨绢本斗方《吉祥多子图》等。学养丰厚的罗斯以出众的艺术鉴赏力购买中国艺术品，一是自己的爱好，二是根据馆方业务人员的需求，买后他以收藏的形式捐赠。当他买《历代帝王图》时，他的律师忠告价格高的吓人，但他认为买中国画比省钱更重要，还是买了。〔13〕捐赠该馆的不少中国古画有外借的限制，影响交流。

图5[唐]阎立本(传)历代帝王图（局部）绢本设色51.3×531厘米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2010年至2018年翁万戈（1918—2020）捐明清书画碑拓等二百多件，代表性的有王翬彩墨纸本手卷《长江万里图》〔14〕和文徴明墨笔纸本手卷《家书卷九通》（1523年后）。2019年其家族还捐赠先人墨迹和画像等。翁万戈是翁同龢（1830—1904）第五代后裔，继承了翁同龢的收藏，不过翁氏收藏的精品早已陆续出手。例如在美国，他1963年、1978年、1979年、1980年先后售给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仇英《赵孟頫写经换茶图》卷和《独乐园图》卷，陈洪绶《老莲抚古》册，方士庶、叶芳林《九日行庵文讌图》卷，戴熙《天台石梁、雨来亭图》卷，董其昌《青弁图仿北苑笔》轴，另有王翬《松乔堂图》卷卖给藏家捐赠该馆；1980年售给弗利尔艺术馆严澂《摹褚遂良哀策》册，王宠行草书《雅宜山人诗翰》（又名《荷花荡六绝句》），徐渭行草《十一首诗卷》；1989年卖给大都会博物馆唐楷书《灵飞经》册（约738年，旧传钟绍京），《晋唐小楷八种拓》册（约17世纪），明《杏园雅集图》卷（约1437年，旧传谢环），王翬、王时敏《仿古山水图》册（1674—1677），戴本孝《山水图》册（17世纪晚期）；1992年和1999年还先后捐给大都会博物馆清拓《史晨碑》册（碑刻169年，19世纪拓本）和陈洪绶、陈字《杂画册》等。在国内，他2010年捐赠北京大学吴彬《勺园祓禊图》卷；2016年捐售上海博物馆梁楷《白描道君像图》卷；2018年又捐赠上博沈周《临戴进谢安去东山图》轴和王原祁《杜甫诗意图》轴。〔15〕此外，2000年翁氏藏书80种542册以450万美元转让给上海图书馆。笔者相识的翁万戈先生热情健谈善规划，翁氏收藏虽然分散了，但均在重要的文博单位。

富田幸次郎以活页书的形式于1933年出版该馆汉至宋书画收藏、1961年出版元明清书画收藏，不过断代问题很多，反映了当时的研究水平。〔16〕1997年时任该馆亚洲部主任吴同组织《千年中国画展》并出版研究图录，展品除西汉画像砖、克孜尔石窟壁画头像残片、吐鲁番唐代经画残片外，计有150件唐—元书画，公布了该馆古书画收藏的整体面貌。〔17〕这些书画的鉴定和断代仍在更新，诸如毕格罗1911年捐赠的彩墨施金工笔挂轴《架上猎鹰图》，原日本藏家以为是元代徐泽之作，但根据画上印章，现知是朝鲜王朝李嚴（1499—1546年之后）16世纪的画。〔18〕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画中有两件来自敦煌：一件是1913年早崎稉吉在华购买的晚唐—五代彩墨绢画《菩萨像幡》，另一件是1927年以8000美元从纽约山中商会购买的北宋彩墨绢本《观音像轴》（975），端方旧藏。该馆宋元书法不多，长卷有乾隆旧藏北宋沈礼墨笔经纸《楷书须真天子经卷》（1069），其他的多为扇面和斗方小品以及画上的题跋。吴同1980年以收购和部分捐赠的方式获得方君璧（1898—1986）旧藏的百余件18世纪至20世纪书画，包括姚鼐、李修易、任颐、高剑父、高奇峰、何香凝、齐白石、林风眠、徐悲鸿等人的书画信札。〔19〕

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古代人物和道释画在海外名列前茅，弱项是山水画。冈仓任职期间收购不少名家山水画，但绝大部分走眼。他1907年在日本购买的朱锐彩墨绢本《盘车图》轴，为后人冒名；1912年在京购买的李成《雪山行旅图》轴和刘松年《松下赏荷图》轴，均为赝品。他同年从完颜景贤购买的董源水墨淡彩纸本《平林霁色图》卷，虽董其昌题跋董北苑画，但最早为金元时期。不过山水画藏品中也有一些别致的扇面斗方小品和卷轴画，1914年早崎稉吉在华购买的元姚彦卿水墨淡彩绢本《雪山图》轴（约1340），与故宫博物院藏《雪江渔艇图》卷风格不一，增加了对姚氏画风的认识。1956年该馆收购清宫旧藏元周砥墨笔纸本《宜兴小景图》卷（1356），黄云弘治年间拥有此画，沈周见之爱慕，黄云之子送给沈周，沈周回赠《铜关秋色图》，黄云知悉不快，沈周听说后退还《宜兴小景图》，黄家将两画装裱同卷，是为佳话。1957年入藏的北宋赵令穰《湖庄清夏图》卷（1100），有画家签名、印章和时间，是他存世画作中最可靠的。该馆早期文人画名家的收藏多为后人之作，诸如1915年从日本购买的吴镇纸本《墨竹图》轴为17世纪赝品；1948年捐赠的倪瓒水墨纸本《山水小景图》册页，是清人赝品；1955年收购的乾隆旧藏王蒙彩墨纸本《太白群峰图》卷，实为明画。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收藏基本在冈仓觉三和富田幸次郎任职期间建立，其中许多来自日本旧藏，大多数扇面和斗方画曾装裱成日本“掛物”（挂轴），这些挂轴画尺寸也不大，方便用于茶道仪式中的场景布置。该馆可以确认的宋元画中至少三分之一是道释画，冈仓是道教信徒，日本寺院收藏中国佛画是传统，总体讲与中国皇室和文人藏家的爱好及侧重相异。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中国古书画收藏弥漫着日本传统和品味，在海外收藏中别具一格。

杨晓能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2年第9期）